這是我撰寫的第四篇關于互聯網家庭醫生的文章。

從零到四，對于互聯網家庭醫生服務，我有兩點認識逐漸清晰：

一、未來的互聯網家庭醫生服務一定會很有用。盡管互聯網家庭醫生是一個新事物，盡管它比起醫藥電商等熱門話題來不怎么吸睛。但是，把時間軸拉長到未來五年、十年甚至更多，它的重要性和價值，一定會得到很好的體現。

二、目前的互聯網家庭醫生服務不太好用。盡管我們堅信，互聯網家庭醫生服務的積極意義和實用價值，但是，醫療畢竟是一種專業的服務。就目前我所能體驗到的互聯網家庭醫生服務來看，它們離用戶的期待和價值體現還有很大距離，需要一點點的去推敲和打磨。

這篇文章，我還是繼續從生活中的小事中，推敲互聯網家庭醫生的模式，挖掘其價值所在。

中秋是合家團聚的節日，剛剛過去的這個中秋節，我過得一點兒都不開心。

往年中秋節，我父母都會帶著一大堆好吃的，坐高鐵來到我的城市一塊兒過節。

今年中秋前夕，萬事俱備，在我的熱烈期待中，父母突然改變主意，跟我說：準備把吃的東西寄給我，人就不過來了。

在我的再三追問下，我爸交了底：你媽前些日子在家拖地時滑倒了，行動不便，一直在家休息，出不了遠門。

我追問：前些日子是多久？我爸不好意思地說：一兩周了。我再問：去醫院了嗎？我爸說，沒去，你媽嫌麻煩，我也覺得不要緊，休息幾天就好了。

我聽完真是又生氣又無奈。

生氣的是，老年人摔倒是多危險的一件事啊，在我爸媽的眼里，就這樣糊弄過去了，既不告訴我，也不去醫院。

無奈的是，在《做朋友還是做網友？互聯網家庭醫生產品邏輯》一文中，我已經委婉地抱怨了互聯網家庭醫生的“失位”。還好，我憑借自己敏銳的“嗅覺”及時“補位”，發現了父母的健康隱患，然后請家庭醫生及時干預，化解了風險。

但是，這一次，連我都沒發現父母的異樣，更別指望家庭醫生了，父母的健康狀況，又成了一片“看不見、摸不著”的盲區。

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？我開始仔細回憶父母的日常行為，試圖從中尋找可以盡早發現健康問題的蛛絲馬跡。

我突然想到一個細節：以前我媽出門總忘記帶手機。后來，在移動支付的普及和疫情嚴管的雙重影響下，她逐漸養成了出門帶手機的習慣。

在《疫情期間的信息化視角思考：健康碼》一文中，我提到一個觀點：人和智能手機已經捆綁成為實時在線的“數字人”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數字人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各種數據，被智能手機采集和捕獲，傳到云端。

按照這個理論，我接著往下想：在我媽受傷休養的這些天，她作為數字人產生的某些數據，一定會發生變化。

比如，一項看似很不起眼的數據：步數。

我拿起手機，打開微信運動一看，果然：我媽最近一周每天的運動步數都是零（微信運動中只能查看好友近一周的數據）。國慶我回了趟家，特意用她的手機看了一下她的微信運動步數。從她摔傷那天到痊愈的兩周，微信運動步數一直是零。

這就對了，我心中暗喜：雖然在我母親意外摔傷后，她和我父親延續了“報喜不報憂”的傳統作風，瞞過了我，卻瞞不過智能手機，還是留下了“證據”。

遺憾的是，我并沒有及時發現這段持續異樣的數據，錯過了最佳時機。我甚至有一點懊惱：我每隔一段時間會回家探望父母，順便觀察他們的生活方式。最近幾次回家，我留意到一個細節：爸媽每天晚上都會打開微信運動的界面，看看自己今天走了多少步，朋友圈里誰走得最多，相互點個贊等等。

于是，有一陣兒，我把自己的微信運動設成置頂，將他倆的微信設為關注，每天都給他倆點贊鼓勵。可有時候工作一忙，就把這事兒給忘了，剛好就錯過了我媽受傷的這段日子。

試想一下，如果我可以嚴格堅持每天為我父母的微信運動點贊，在連續幾日看到他們的步數出現明顯異常時，會不會引發我的關注和進一步問詢，我覺得會。

這也說明，人盯人總會出現漏洞，不是算法的問題，是人的問題，有些事還是要交給機器去盯。

當我得知母親摔傷后，便盡快安排她去醫院就診，還好問題不嚴重，很快就痊愈了。

母親康復期間，我養成了每天看她微信步數的習慣，從幾百步、剛上千，最后穩定在五千步左右，數據從側面印證了母親的康復過程。

老年人的生活很有規律性，這一點也體現在微信步數上。看得多了，我對父母的微信步數也做到了心中有數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父親的微信步數突然從幾千躥升到過萬，再看時間，才剛過中午，明顯不符合常理，一問我媽才知道，我爸早上跟著朋友們去戶外徒步了。

隨后我便安排家庭醫生對我爸進行了一次例行隨訪，就戶外防曬、保護膝蓋等幾個老生常談的話題，給我爸來了一次“現場宣教”，效果明顯比我在那兒苦口婆心地嘮叨要好。

在這篇文章即將發布時，我看到這樣一條新聞，與我在案例中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：微信通過步數，對于國慶期間群體的生活狀態進行詳細分析。新聞和案例的背后，都說明了數字時代，“數字人”和生活狀態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。